前两天每天都在观看为纪念建国60周年而播放的电视连续剧《解放》,我深深地被电视剧情节所感染。电视剧让我回想起父母曾经留给我的一部日记，留给我们的是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所付出的毕生经历和心血……

    父亲是1938年4月参加革命的，1939年6月入党。先后在晋察冀军区正太游击队、河北省井陉县二区武委会任职。1940年日本强盗对我父亲的家乡地区采取了很猖狂野蛮的行动。经常利用晚上包围村庄抓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每次到村庄都要向我爷爷要人，交不出来我父亲不是打就是骂，爷爷几次被绑，大伯被压，全家人经常躲到山沟野地里。一次，敌人到家抓不到人就放火把我父亲家的房子烧了。
    1941年我父亲在井圣县二区武委会任主任。抗日战争中日寇进攻我人民解放区，实施极为野蛮毒辣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人称之为扫荡战。1941年6月，日寇在我父亲工作的大部分村庄建立了高大的碉堡。当时村村都成立了维持会，农民都发了良民证。 碉堡上、大路口都有鬼子站岗放哨，农民出村、种地都要严格搜查。父亲的工作由公开转为隐蔽的地下工作，有时白天化装成各式农民，设法到各村做工作，有一天晚上，八路军游击队来到了牛山村隐蔽在村西塔山里。我区接到动员民兵的任务后，当天中午，父亲随本区公安局长杜喜福同志到宜安村动员民兵配合游击队作战。他们两刚到村公所正在和当时村长、副村长刘虎、杨五顺等同志布置如何动员民兵参战，话未说完，外面有人喊“鬼子来了。”父亲立即把上衣和文件包（内有武委会章子和纸藏在乱草里），正想跳墙逃跑，突然有十二三个鬼子和伪军冲进来，连打了几枪，把几位同志堵在了院内。上前一边询问一边搜身，当时在杜的身上搜出手枪和公安局空白条子，其中一名伪军认出他正是公安局长杜喜福同志。随后又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由于敌人在我父亲身上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在敌人反复毒打迫供下，我父亲只说叫“×××”，是区里的伙夫、通讯员。敌人还不相信，又询问杜喜福和村公所的人，他们同声说是这样。才把我们俩带走。途中鬼子命令父亲和杜喜福跪下，枪声响了两下，杜喜福同志倒下了，而我父亲检了条命，敌人用皮鞋踢我父亲说“起来，走！”他们把我父亲带到了河北省伪获鹿县看守所带上手铐和脚镣，关押起来。
    在监狱里敌人用吊打、电刑、罐辣椒水等惨无人道的各种毒刑反复审问，反复折磨我父亲，打得我父亲死去活来“政府人员来往常住在什么地方？公粮在何处？……我父亲只说：“是伙夫，通讯员，其它什么都不知道。”
     由于长期受敌人的折磨，父亲身患重病，发高烧，他们不但不给治疗，连口水都不给喝。难友们看到此情此景，伸出援助只手，把自己分得的一份饭、一口水，节省下来，留给我父亲，在病情危重的时刻，大家用一点铁丝磨尖了，给父亲扎放血。在难友的照顾下，我父亲的病才一天天好起来。
      我父亲在伪获鹿县看守所被押将近两个月，又被转运到石家庄劳动教习所。在这里被关押的有数千人，其中有八路军战士、地方干部、民兵和农民，都关押在设有电网和铁丝网的大围墙中，他们每天做繁重的苦工、抬木料、修路、盖房子、修操场、装车等，一天到晚没有休息时间，稍微干慢一点，就要遭到敌人的毒打。每天早晨还要学习日本话，被俘人员的生活还不如牛马。
    同年9月，监狱用铁门子车押送我父亲和杜金林、张风祥等同志共150人到东北本溪湖下煤垌做苦工，吃的是窝窝头，睡的是砖头，成年不见日头，就连上厕所都有人监视，敌人还在房子周围增设了电网。
    刚到本溪湖监狱不久，我父亲就与张风祥等同志商量设法逃到外地，联系党的地下组织，经过讨论，认为当时逃跑的困难很多，没有路费、没有衣服穿。对敌情哨所地形不了解。于是就一面做苦工，一面做好逃跑的准备。1942年3月的一天深夜，他们趁看守人员不备之机，父亲与张风祥同志带好原准备好的大洋镐和木板飞快地冲到电网前，举起大洋镐用触电流的办法断了电流，迅速把木版靠在电网柱子上，脚登木版纵身跳过电网，拼命的往山里跑……
    经过两天两夜，跑到辽阳县小屯子附近的一个山上隐蔽起来。晚上下山，找到一位老大娘家，了解当地一些情况。听说数年前抚顺一带平顶山组织过抗日义勇军，发生过大屠杀；其次是长白山一带可能有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但路途太远，不便去找。因当时是伪满时期，敌人控制的很严，到处有警察棒子队搜查，他们没有证件，再加上是关里人说话口音，难于行动。为了拿到到劳动证，他们又到宫原附近的平顶山一带做临时工。不幸的是敌人从劳动证的登记表上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一天夜里，鬼子包围了父亲住的工棚，父亲又被押回本溪湖监狱。
    在本溪监狱敌人对父亲的摧残折磨更加毒辣凶狠。每天不给吃饱，不给喝水，每次审问都要遭到刑罚或吊打，被折磨得满身伤疾，奄奄一息了。
    后来我父亲出狱后又被押回特殊工人茨构集中营。集中营关押的人员大约有1000人。由日本鬼子和特务管理。房子周围设有双层电网，每个门口都有鬼子哨兵，每天天不亮，狗特务和日本兵押着我父亲他们到坑内做苦工。天黑了才被押回来。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呀。鬼子常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鬼子要的是煤炭，哪管工人的死活，特殊工人的生活还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啊！在这里被日本人折磨死的真是不计其数。
    在狱中父亲与敌人进行不断的斗争。当时父亲与老邢同志（被俘前在新四军任副团长，解放后任21团的团长）、马勇同志（21团2营2连排长）等经常开党小组会，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一是暗地里调理鬼子。鬼子来了就干活，鬼子走了，就磨洋工。当时被浮的人员有一个顺口溜：“胡弄鬼，胡弄鬼，，一会是一会，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两点钟”。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工具设备。如破坏铁路道口、造成电车停车事故。破坏空气压缩机零件，把钎子、爬子扔到水沟里或装在车里压在石头底下拉走等。
    盼呀，盼呀，终于盼来了共产党和八路军，1945年8月15日，我父亲终于重见天日，被共产党从狱中解救出来。
    解放后，父亲与邢团长、马勇、闫进才等同志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军。先后任40军21团特务连战士、指导员、40军解放团政治处股长、解放营营长、40军干部队的队长，军部托儿所所长等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为革命出生入死，在他的身上、头部多处留下战争的痕迹。
    父亲从部队专业到地方以后，先后在鞍建特殊公司、给水公司、酒钢公司、鞍钢公司、矿山公司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甘愿做人民的公仆。他对自己的儿女教育非常严格，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得到了职工群众的信任和爱戴。记得有一天，一个父亲的同志来我们家，拿了很多礼物，因父亲不在家，他放下东西就走了，爸爸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让我母亲给人家退了回去。根据我父亲的级别和资历，单位给父亲分一个单室，说是给儿女住的，但父亲听说公司里有的职工无房住，硬是给退了回去。有一次，父亲得了重病，由于支气管扩张，大口大口的吐血，右肺不张了，父亲感到自己不行了，便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身边，还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父亲去世以后，我向单位领导提出一个请求，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党旗覆盖在他身上。因为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为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样他就可以安息了！
    母亲1949年毕业于广西省梧州高级助产学校。1949年12月5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四十军野战区医院二所、四十军托儿所、军留守处卫生所、东北军区司令部卫生处任护士、营养护士。
    1956年12月转业，担任铁东医院护士长等职。1958年为了抚育我们五个子女，响应国家号召自愿退职。她为了我们付出的真是太多、太多了。母亲退职以后在街道担任一名赤脚医生。她练就了一手好针法，针灸，不知抢救多少人的性命。她走街串巷，义务为老百姓看病治病。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这样评价我母亲的“你妈妈是个好人那，我孩子的命，都是你妈妈救过来的。”原来她的孩子得了肺炎，高烧不退，医院都没有办法了，是母亲每天去针灸，才挽回了她孩子的生命。老师说：“那时侯，左邻右舍孩子有病了，都愿把钥匙放到你妈那，她不辞辛苦，每天按照登记去按时打针，送药，从无怨言。”
    两位老人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时间是永恒的，思念是永恒的，它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磨蚀，不因空间的转移而损耗。在纪念建国60周年之际，发表此篇，让父母的精神融入永恒，让父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英勇斗争的精神和为人民无私奉献的故事永远流传！